提升国有企业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应当高度重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决定国有企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莫过于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如何。这是因为，在决定工作成效的所有因素中，人的因素是居于第一位的；广大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如何，直接决定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能否有效开展、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国有企业是生产经营体，是经济主体，一般来说，衡量国有企业党员干部履职尽责能力的核心指标是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但是，因为国有企业首先并且根本的是一种政治性存在，围绕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争议，因而，作为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能力，否则也难以履职尽责。可以说，意识形态能力也是国企党员干部的核心能力之一。
一、把“看国有企业要从政治上看”摆在重要位置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围绕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政治问题来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对待国有企业要不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 党的十八大以前，有一段时间在国有企业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认识是模糊而不是鲜明的，行动上是排斥而不是坚持的。国有企业党的组织位置尴尬，党的领导被削弱，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也被削弱。一些人认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国有企业要无前提、无条件进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对国企的考核唯 GDP 论，把国有企业纯粹当成是一个经济组织；以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和与国际接轨为名，悬空党组织的位置，使国有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的领导被弱化，党的组织被边缘化，党组织的功能被虚化，党的领导的意识被淡化，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强调：“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判断：看国有企业，要把从政治上看、从意识形态上看摆在重要位置，如果认为国企问题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有研究指出，站在政治高度考虑经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大特点。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看得那么重，就因为他是立于我国与西方敌对势力的国际斗争与战略较量的政治高度，立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高度，来进行观察、分析、考量和研判的。
那么，对于广大国企党员干部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如何看待国有企业要不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要分层思考和解答：
一方面，宏观地看，国有企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国有企业不仅要有，而且要不断发展壮大。对这种观点的任何质疑，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乃至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国有企业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既然国有企业的贡献并非纯经济的，那么看待国有企业自然不能用纯粹的经济眼光看！
另一方面，具体地看，如果说对待国有企业“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能因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束缚和阻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话，那么这句话或许存在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把国有企业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体制与要求中“剥离”出来，而使之成为一个“纯粹的企业”的话，那么这句话显然又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如果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与标准对国有企业进行衡量与审视的话，或者说，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应当“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那问题就严重了，甚至变性质了。
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要不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这个问题，如何既能够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不跑偏；同时又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机械，成为广大国企党员干部必须面对的首要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二、认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相互增益关系 应当看到，一些人还不恰当地将国有与民营企业进行比较，实质是意在借压低国有企业来抬高民营企业。
一段时间以来，制造国有与民营的对立话题，是惯用的一个意识形态手法。
从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如何正确看待民营经济“离场论”，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对国企党员干部来说，从政治上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加清晰而深刻地理解“两个毫不动摇”。
一方面，对于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我们党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明确的，那就是“不动摇”，这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底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要有“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这属于“该守的坚决要守住”的范畴。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过多次：
2013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指出：“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2016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一定要办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国有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2018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考察。他强调：“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做法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坚定信心。”他同时指出，国有企业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自我完善。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我们要沿着这条路笃定踏实地向前推进。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安考察的第一站，是我国西北地区有影响力的制造企业——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他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在防控疫情中，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生力军的作用，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国有企业也要发挥主力军、生力军作用。把国有企业做实做强做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
以上这些话掷地有声，旗帜鲜明地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实做优做强的决心和态度。“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要办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允许存在任何犹豫和怀疑的。
另一方面，那种认为非公经济可有可无、甚至可以逐渐“消灭”的看法或者揣测，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也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过多次：
2013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016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特别是，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离场论”等态度鲜明地做了回应，他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自己人”的论断：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由此可以看出“离场论”的看法或者揣测是没有道理的、是站不住的。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
一方面，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决不能让大量国有资产闲置了、流失了、浪费了。我们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惩治国有资产领域发生的腐败现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的文一教授撰写的长文《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深刻分析了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毋庸置疑，中国的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更加辉煌的成就和财富积累。但这一成绩和中国政府不断向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公共产品保障的能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支撑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庞大复杂的交通基础设施，通信、供水、金融、电力和能源保障，社会治安保障，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巨大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取得目前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文章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之所以比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更成功，恰好是因为背后有着默默无闻的国家力量和国企在倾力奉献。这些成功的背后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设想国家一旦修建一片电网、一座大桥、一条运河、一段高速公路、一条高铁或地铁线路，立马会在沿线和两头创造和吸引多少商机、民企及它们会间接拉动多少生产与就业，更何况涉及很多工业部门和基础科学的技术创新。
文章强调，不能够简单地从对就业的贡献大小来判断国企的价值和贡献。私企的自利性质决定了它们在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国家信用很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有限性和滞后性。这并不是说私企不能进入国企已经进入的市场和领域，而是说它们由于缺乏利润激励和政治责任而无法充当克服国民经济瓶颈的主力军，即便政府希望培育和扶持民营企业进入涉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工业化过程。
一句话，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分工不同。这个分工的必要性需要从国际地缘政治、产业升级阶段以及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及时规模化供给的历史过程来理解。
因此，我们要明白，淘宝网的成功，既是民营企业的成功，同时也离不开国有企业的贡献。从这种“相互增益而非排斥”的视角出发，就不应机械地炒作或倡导“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这样的论调，而应当认识到，两者在宏观上绝对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增益的共生关系；当然，在微观领域，也就不应当偏执于哪一种所有制方式，要坚持的原则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更有利于推动事业发展进步，就采用哪一种方式。
三、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对于全部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来说，在以上责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责任，那就是政治责任；而对于企业来说，政治责任的恰当履行，靠的就是党的领导和企业自身的党的建设。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党的领导，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许多疑虑和困惑。
在这里，有必要树立一把尺子：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国有企业做得好不好，首先要经受这把尺子的衡量。
实践证明，一部国企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纵观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依靠党领导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关键因素和根本保证，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一方面，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从物质基础看，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从政治基础看，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巩固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国企有其经济属性，但不论如何改革发展，都不能忘记“姓党”的本分、“为国”的天职。
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让国有企业永葆“国企为国”本色，防止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被异化侵蚀。
唯有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国企方能成为国之公器、国之重器、国之利器。
毋庸置疑，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现在一些国企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同程度存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以解决问题为突破口，推动国企党的建设得到根本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
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要破除掉一个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迷思：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不要生搬硬套外国的做法。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也好，德日模式也好，只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性原理在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反映。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当然要同大的体制合拍。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对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撰文指出，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
理各个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破掉对于公司治理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标准模式的陈旧看法，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首先要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为此，要坚决澄清讲国有企业只讲经济属性、忽视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模糊认识，坚决摒弃认为国有企业只要赚钱就行、少讲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坚决纠正忽视党的建设优势、丢掉国有企业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光荣传统的错误做法，坚决反对借口同国际接轨、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同生产经营对立起来、弱化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错误做法——在这些方面，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四、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解决了我们思想上的一个禁锢，即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认识不断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和经验，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出“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党的认识是：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2014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的领域如国防建设，就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国有企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得不会好。
反过来，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国有企业等同于一般的企业，也不能将我们的国有企业简单等同于西方所谓的国有企业，这些概念的语境和指向有着相当的不同。我国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属性。
五、读懂社会主义才能读懂中国抗疫奇迹 新冠肺炎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每天确诊病例持续增长。在病毒大流行面前，可以充分暴露出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清晰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体现一个国家在世界面前的责任和担当。
2020 年 3 月 25 日，卡洛斯·马丁内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文章指出，为什么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彻底、更成功？中国是一个人均 GDP 略高于 1 万美元（不到美国数字的 20%）的发展中国家，却成功地将疾病的传播限制在其人口的 0.01%以内，而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却在谈论“群体免疫”？简而言
之，中国正在以一种负责任和有效的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主要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政府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环境、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意味着要在拯救数百万生命和保护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毫不含糊地站在了拯救生命这一边。
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相对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意味着它可以非常迅速地调动巨大的资源。如今，中国当然不缺乏私人资本，但其经济战略仍由国家指导。政府严格控制经济的“制高点”：重工业、能源、金融、交通、通信和对外贸易。对整个经济有着关键影响的金融业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它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负责。鼓励私人生产的程度（也仅仅是程度）取决于它对现代化、技术创新、就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基本上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基本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正如埃里克·李所说：“一群亿万富翁不可能控制中国政局，但亿万富翁控制着美国的政策制定。”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政府可以决定将人的生命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资本所有者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一点。
文章还引用了两位左翼人士的看法：
印度共产主义者西塔拉姆·亚秋里曾指出：“归根结底，这归结为谁控制着国家，或者这是谁的阶级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利润指标才是驱动力。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社会责任才是最重要的。” 传奇的南非自由战士克里斯·哈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主义不是大概念和沉重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所，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提供饮用水，是为了克服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
鸿沟。社会主义是关于医疗保健的社会，是关于为老年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是关于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良好教育的社会。” 因此，一方面，我们说，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读懂中国抗疫；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能更透彻看懂西方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
经此“战疫”，世人也更加清醒地看到，这种以资本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甚至于全世界人民利益之上的制度取向，正在成为世界“祸源”。
中国的抗疫成功来自于我国的制度优势，而制度优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国有企业体系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我们很难想象我国的抗疫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和保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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