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批判“以西为师”、放弃“以苏为师”后，通过重新认识“东方”，找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应有位置，形成了建构立足“东方”、融合中外的文化主体性的战略举措。这一举措不仅使新中国避免在文化上成为西方和苏联的附庸，开辟了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还使得新中国在西方和苏联之外，开拓了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文化交往圈，发展了与这些国家兄弟般的友好文化关系。毛泽东的思考和实践，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独立自主；文化主体性；东方；亚非拉；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毛泽东致力于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学界多有论述。然而论者较少注意到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通过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来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体性。从学术上梳理毛泽东的这一工作，揭示其深层意义，无论对于毛泽东研究还是当前的文化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一、“ 以西为师”“ 以苏为师” 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出 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地理大发现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破了各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加速发展，必须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就如列宁所说的，“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然而对于新中国来说，学习外国文化不仅面临着中外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且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现代化程度的巨大差距。如何既充分学习外国文化又保持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在学习外国与独立自主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张力，是毛泽东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面临的复杂问题。
事实上，在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各种方案中，一直存在学习外国文化与保持本国文化主体性的矛盾。自晚清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起，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对西方的学习不仅领域越来越广，而且实现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层层递进。面对轰轰烈烈的“以西为师”潮流，作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千年未有的文化主体性危机。大体上，在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对于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有过三次有影响力的主张，一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主张的“东方文化主义”，一是 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
派的相关主张，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是不成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在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③，在这种体用二分的僵化思维下，西方的科学理论即使再先进也只不过是“用”，靠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之“体”去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无异于天方夜谭。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针对所谓的“东方文化主义”，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文化本无东西之别”④。而在张闻天看来，中国本位文化派不过是“以中国的陈旧的、保守的、落后的思想，反对外国先进的、革命的思想”⑤，与“中体西用”并无本质区别。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回应了中国文化界的保守思潮，强调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⑥。在中国共产党人这里，机械照搬西方文化不可取也不可能，妄图通过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来拯救中国文化主体性则是自欺欺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第四种方案，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一种方案。当然，对这一方案的认识及其实践，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与西化派的“以西为师”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提出的就是“以苏为师”，即通过学习苏联文化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然而年轻的中国共
产党经验不足，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文化工作方面，都出现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 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进入了成熟阶段”⑧。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中共历经巨大挫折后，终于认识到盲目“以苏为师”的革命方案不可取，更表现在理论建设上有了明确的主体性意识。这也影响到当时的文化艺术工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也成为革命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导向。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主体性意识，并将它从党内扩展到整个国家，又面临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应对“以西为师”和“以苏为师”的问题。鉴于“以西为师”的观念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⑨，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种影响的消极面进行清算。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三视教育”⑩，其中的“鄙视”美帝国主义就包括要深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文化的“腐化堕落”(11)。在接下来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者针对胡适主张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观点，指责其“轻
视和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民性内容，“拜倒于帝国主义文化的涂满污秽的旗帜下”(12)。尽管毛泽东批评这场运动到后来全部抹杀了胡适的贡献，“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但这场运动对于消除当时知识分子心底里“崇美”“崇西”的思想倾向，应当说是必要的。
在批判“以西为师”的同时，“以苏为师”再次成为热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经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自然成为潮流。1950 年初结束访苏之行前，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告别演说时宣告：“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4)大规模地学习苏联文化，为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和教条化。例如，有人因为我国设文化部、电影局，而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就认为我国“犯了原则错误”(15)，实际上苏联后来也改设了文化部；由于苏联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派，中国学界也独尊李森科派，压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连《人民日报》也照搬《真理报》，不管有无必要，每天一篇社论，结果往往成为“无的放矢”(16)。其二，缺乏对本国文化的自信。由于受苏联影响太深，当时一位卫生部副部长甚至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17)。音乐方面也如此，肯定西洋音乐，否定我国民族音乐。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和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
出，一些人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18)，因而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文化主体性意识弱化，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对于盲目照搬苏联经验是深恶痛绝的。早在 1953 年第二次文代会前夕，他就对仿照苏联体制取消全国文联的主张提出严厉批评(19)。苏共二十大后，由于苏联的“盖子”已经揭开，毛泽东直斥“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20)。在 1958 年 6 月关于“二五计划”的一个批注中，毛泽东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1)这意味着经过新中国初期的探索，毛泽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国必须和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即使是苏联文化建设经验，也不能奉若神明，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二、重新认识“ 东方” 与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立足点的确立
放弃“以苏为师”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上发展水平最高的无非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苏联文化。批判“以西为师”、放弃“以苏为师”虽然并不等于拒绝向西方和苏联学习，但这意味着中国将在西方和苏联的文化发展道路之外，去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
这一探索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毛泽东从 50 年代中期起对“东方”概念的频繁使用。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革命者，毛泽东对于东方文明从未持有过全盘否定态度。早在五四时期批判孔学的革命潮流中，毛泽东就与众不同地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22)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几乎是中国文明的代名词，是一种可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这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的高度自信。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采取辩证分析态度，既肯定其中的精华，也指出要剔除其中的糟粕。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上，毛泽东与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截然不同。1938 年，毛泽东同造访延安的东方文化派重要成员梁漱溟进行过一次深入讨论。他明确表示不赞同梁所说的中西文化造诣“都很高”的观点，认为“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但“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24)。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既有褒也有贬。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东方国家。若仅从文化现代化发展角度看，对本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态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也非此不可。但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更需要看到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时代意义。在外敌入侵之时，或与其他国家竞争之时，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强调本国传统的正面价值更有必要。如在 1945 年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我们建设的队伍是东方人民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英勇奋斗的。想用杀人、压迫这一套来缩小我们，来消灭我们，那是不可能的。”(25)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经济文化建设时，毛泽东多次强调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是一个有着“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26)。显然，这里对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强调，并非仅有地理上的意义，而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非西方的俄国取得胜利，又在东方国家扩展开来，是否在政治经济之外，另有文化上的原因？进入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而东方国家的革命方兴未艾，东西方的极大反差不能不让人深思。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毛泽东对东方和东方文明的论述也不断增加。
首先，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说的“东方”已不仅是“中国”的近义词，还有更复杂的涵义。1956 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主
题本是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关系，但毛泽东由此论及东西方的关系：“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27)这里，他将中国放在“东方”国家的背景中展开论述。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公开提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28)这里的“东风”指社会主义。1960 年 8 月会见胡志明时，针对胡提出的西方国家的同志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误解问题，毛泽东解释道：“西方、西风指帝国主义；东方、东风指社会主义阵营，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29)60-70 年代，毛泽东提到的“东方”概念往往兼具中国、社会主义、亚非拉国家等多重含义。
其次，毛泽东更加自觉、自信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东方”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列宁改变了这一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突破。当民主革命在亚洲蓬勃发展时，列宁写作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指出文明先进的欧洲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无产阶级壮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而落后的亚洲“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30)。50 年代中期，毛泽东愈发清晰地看到这种对照。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下“先进的东方，落后的欧洲”
这 10 个字(31)，充分肯定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在成都会议上，他甚至批评党内的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32)。毛泽东相信，东方民族在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下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得到广泛传播和实践。
再次，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寻找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共同的优长之处。他认为，东方国家的一个最大共同点就是都受过帝国主义压迫，因此容易亲近，可以“谈得拢”。东方各国文明也具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东方文明具有和平性特质。针对西方国家制造的“黄祸论”及赫鲁晓夫对中国兴建成吉思汗陵墓的不满，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并不崇拜成吉思汗”(33)，中国崇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中国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他认为，在现代东方国家中，“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34)。又如，东方文明有着丰富的人民性内涵。毛泽东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关汉卿与曹雪芹等的“民主文学”都说明了这一点(35)。毛泽东向来称赞民间艺术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周恩来对此解释道：“它之所以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是由于里面有人民性的东西，有符合人民生活的东西。”(36)在这一点上，其他东方国家与中国是一致的。再如，东方各国的农耕文明也有其可贵之处。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37)在 1954年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
业方面有精耕细作的传统，跟中国成都附近一样，“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38)。还有，东方各国的近代文化都相对落后且受制于西方帝国主义，因此各国独立后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39)。
综上，毛泽东在批判“以西为师”、放弃“以苏为师”之后，逐渐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立足点置于东方国家和东方文明的基础上。这里的“东方”既表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又指谓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革命精神，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之间的文化共通性。毛泽东一方面立足“东方”，另一方面不再将“东方”局限于中华文明，这种观点与 20 世纪上半叶基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东方观截然不同，也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自己的理解。
三、如何构建立足“ 东方” 、融合中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
在形成新的东方观之后，毛泽东力图重建一种立足“东方”、融合中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这一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从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中国文化的恰当位置。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作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依附西方文化是不可行的；选择依附苏联文化既可行也便利，但却是一条后患无穷的不归路。在 60 年代与苏联渐行渐远之后，倘若新中国选择以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就不仅容易陷入 20 世纪上半叶东方文化派那样的窠臼，而且如何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建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化统一战线又成为新的难题。而立足“东方”、融合中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既能通过立足“东方”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立场，承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东方文明的优秀传统，从而确保文化安全；又能通过融合中外，广泛吸取和融合东西方各国文化之长，从而促进文化发展。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文化建设领域的一个战略举措，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在破除对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迷信的前提下，学习借鉴它们的长处，树立本国文化自信。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进行政治、经济殖民的同时，从来不忘进行文化殖民，这导致殖民地尽管不乏著书立说之人，但他们往往落入“殖民者的话语或思考方向”，而忘记“自己村落中绵延至今的古老智慧”(40)。毛泽东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他始终强调既要学习外国又不能迷信外国，更不能丧失文化自信。在 50-60 年代提到学习外国时，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破除迷信”。他认为中国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不能迷信西方文化，要把东方国家的文化自信立起来。他不仅在国内大讲破除对西方迷信的问题，而且多次向亚非拉外宾强调这一点。
“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41)在他看来，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和向西方学习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破除迷信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东方国家科学文
化落后并非东方人生来就不行，而是有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原因。“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42)此外，中国也应当破除对社会主义大国的迷信，树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 1956 年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他批评那些迷信苏联经验的人“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43)。他提醒大家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好，“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44)。中国对苏联文化的学习应该是取其所长，而不是盲目照搬。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地发展中国文化。在毛泽东这里，文化上的“以我为主”主要体现在：
(1)作为文化工作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加以中国化。在 1938 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毛泽东就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说“马列主义
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45)。
(2)“古为今用”，明确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虽然作为革命家，毛泽东更倾向于厚今薄古，但对于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他始终不遗余力地弘扬。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双百方针”根源于两千年前诸子时代的古老传统，当苏联及其他国家对这一方针表示质疑和反对时，毛泽东大不以为然，表示在这一问题上“要向全世界作战”(46)。对于中医中药，他同样不遗余力地弘扬，并专门批示：“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47)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中医研究院于 1955年成立，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
(3)“洋为中用”，明确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洋为中用”并非简单模仿，而是蕴含着独创精神：一是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外国文化并非什么都好，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48)。二是要融合中外优秀文化。这种融合既可以是外国内容加中国形式，也可以是中国内容加外国形式，或者从内容到形式都掺杂着中国和外国的东西。这样难免改变原有的文化形象，甚至变得“非驴非马”，但毛泽东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探索，即使“非驴非马也可以”(49)，因为不进行这
种结合就无法使外国文化适应中国实际。三是要推进外国文化“中国化”，在融合中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中国民族风格。“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要通过学习外国来改进和发扬中国文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50)。这种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应当既蕴含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性格，又与世界文化潮流相交融，既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也有利于向世界传播。
第三，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亚非拉各国向来都是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嗤之以鼻的蛮荒之地。由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一样遭受过殖民主义的文化压迫，有过共同的文化命运，新中国自一成立就坚决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文化斗争和文化发展。60年代后，随着这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新中国积极地与这些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毛泽东向亚非拉外宾坦言，“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51)。为更好地发展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毛泽东提出：
(1)要充分尊重亚非拉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毛泽东引用孟子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并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52)。文化艺术跟一个民族的环境、语言、习惯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例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的服饰与印度人的大不一样，
一定要说哪个高明哪个落后是说不通的，因此，要充分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个性。“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53)正是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62 年成立的东方歌舞团，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54)。除此之外，亚非拉文学大量翻译成中文，新中国出版的书刊也开始大量传播到亚非拉国家。
(2)要学习、研究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表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55)可见，这里的“外国”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上高于中国等东方国家，但中国等东方国家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可取之处(56)。毛泽东的这一理解，与前文提及的瞿秋白所持文化“有古今无东西”的观点截然不同。东方国家的文化虽然在时间维度上落后于西方，但在空间维度上却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民族精华，在这一点上，东西文化并无高下之分。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就都发源于东方国家，是东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毛泽东于 1963 年 12 月批示：对于这几大宗教不加以研究是不应该的，在宗教领域要建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57)。
1961 年 4 月会见非洲外宾时，他表示对非洲的情况还不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并请非洲朋友协助(58)。总之，毛泽东希望通过对亚非拉各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好地认识东方各国，并通过相互比较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这对于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无疑是必要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新中国加大了对亚非拉历史文化的研究力度。周恩来于 1963 年底主持召开关于加强全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座谈会，筹备新建一批研究机构，其中既包括苏联和东欧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也包括印度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等，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所(59)。世界宗教研究所也于 1964年成立。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批判“以西为师”、放弃“以苏为师”后，通过重新认识“东方”，找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应有位置，形成了建构立足“东方”、融合中外的文化主体性的战略举措。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使新中国避免在文化上成为西方和苏联的附庸，开辟了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其次，使新中国在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之外，开拓了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文化交往圈，发展了与这些国家兄弟般的友好文化关系。60 年代后，在美苏两霸虎视眈眈的形势下，新中国不仅没有陷入孤立，反而扩大了世界影响力，“向中国学习”的浪潮先后在非洲、拉丁
美洲和南亚等地兴起(60)，这是殊为难得的。历史地看，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上立足“东方”、在文化交往上将重点放在亚非拉国家，是冷战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选择，无法套用于对外开放深度广度不断提高的当下形势。但毛泽东的思考和实践，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以中国文化独有的东方智慧为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出贡献；(2)要加快推进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61)，从文化层面推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总之，在新时代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十分重要的一个任务在于深入研究东方文明，讲清楚何为“东方”、如何面对“东方”。
为尽可能地呈现毛泽东的思想原貌，本文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献时，若引文在 1949 年后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中有实质性改动，则尽量使用 1949 年以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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